芬兰有关研究机构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成果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据路透社报道，2006年中国经济总量与德国相差无几，到2008年，中国将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越来越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芬兰虽然是一个仅有500余万人口的北欧小国，但它近年来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日益密切，芬兰的经济研究机构也越来越关注中国的经济问题并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其中有些观点值得我参考和借鉴。
一、芬兰银行转型经济研究所对中国经济的研究成果
（一）、中国体制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功史无前例，经历的转型道路也是独特的。对一个转型经济体（比如中国）而言，其最重要的体制发展包括：市场经济的出现及合法化，受保障的物权体系的建立，私营部门的成长，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发展，政治体制的宽松化等。
该所通过跨省抽样调查方式考察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体制发展情况，在对中国31个省自1986至2002年有关数据进行收集加工基础上，重点研究了中国金融部门的发展，法律制度和政治体制的建设等三个方面并得出如下结论：
“体制发展与经济成长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法制越健全、物权及对物权保护意识越强、创新环境越友好、对私营和外国投资者越开放、投资机会越多和市场体制越完备的地区，其经济必然取得快速的发展。”
（二）、汇率波动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该所采用广义重力模型（Gravity Model）及面板数据分析（Panel Data Analysis）的研究方法，以GDP及人口水平、相关价格和虚拟变量（政策和汇率体制变化）作为主要参数，分析了汇率（包括实际和名义有效汇率）波动对中国与其37个最大贸易伙伴在1986至2003年期间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并得出以下结论：
1、人民币汇率（特别是名义汇率）的变动对中国的出口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即汇率升值并没有使中国出口有所减少，此种汇率影响绝缘效应反映出中国的出口有很大进口成份。同时，也归因于中国的出口体制，如采用各种出口促进措施等。
2、中国的进口符合预期的相对价格走势，显示了中国贸易伙伴对华出口的竞争力。
该研究认为，重估人民币名义汇率或适度提高人民币实际汇率对减少中国的贸易顺差不会有多大作用。中国应重点改革目前国家贴补过重的出口政策，这也是汇率对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产生更大作用的先决条件。中国在2004年就开始改革出口退税制度，目的是总体上降低出口退税水平并在地方层面引入更多的财政责任。中国双重收入税（即对中国本土公司和外国公司适用不同所得税率）的并轨必定会影响外国公司的生产和出口战略。
（三）、中国在通货膨胀下降期的货币需求与中国的货币政策
该所研究了中国在1994-2005年期间对广义货币（M2）的需求，重点关注中国在通货膨胀下降甚至是通货紧缩并伴以快速的经济增长是否对货币存在平稳需求。该研究通过建立一个平稳的广义货币（M2 ）需求系统并采用脉冲响应分析的方法，发现中国存在一个平稳的、有意义的货币需求，广义货币波动会导致通货膨胀加速，从而对中国人民银行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提供了支撑。该研究还发现，名义有效汇率在统计上对货币需求具有决定意义，因而要成功执行上述货币政策，必须考虑名义有效汇率波动因素。
该研究认为，对于银行部门占主导地位的中国金融系统而言，关注广义货币（M2）和银行信贷增长是一个明显的政策选择。不过，由于利率在传动机制中有更加显著的作用，金融主管部门更应该在不明确设定货币存量增长方面的中介目标情况下，确定一个通货膨胀目标。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只要金融主管当局足够关注汇率波动及其带来的资本流动，其所设定的货币及信贷增长目标可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经济发展。
（四）、汇率政策与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的关系
在汇率政策与外国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I）流入的关系上，该所重点研究了两个FDI吸收国对同一FDI来源国不同汇率变动情况与这两个吸收国FDI的关系。该研究以日本（FDI来源国）对中国（FDI吸收国）和东盟4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FDI吸收国）制造业投资为研究对象，理论分析显示：FDI 的相对流入量是相对实际汇率的函数，如果一个吸收国对一个来源国货币贬值高于另一吸收国的贬值幅度，则货币贬值多的国家将比贬值少的国家吸收到更多的FDI 。包括常规性结构变量（如：市场大小、GDP增长率、开放度等）等因素在内，中国人民币对上述东盟4国货币的相对贬值将大大影响日本FDI 在中国和这四国间的分配。该研究认为，汇率和FDI的关系是多方面的，FDI吸收国的汇率政策不仅影响其自身的FDI流入，也大大影响其竞争对手从同一FDI来源国获得的FDI数量。
二、 芬兰经济研究所对中国经济的看法
关于中国现阶段的一些经济问题，我处走访了芬兰经济研究所高级国际经济学家Paavo Suni，Paavo谈及如下观点：
（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及其给世界带来的影响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起，中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近三十年来，从未出现过经济萧条期，尤其是近十年来，中国GDP年增长率保持在8%-10%，这在世界经济史上是一个奇迹，也是全球化及新一轮劳动力分工的结果。中国抓住了历史机遇，中国的发展及由此产生的巨大需求，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积极推动作用，中国经济可以保持在目前的增长水平。长期而言，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滞后，都市化带来的不良影响，人口老化可能产生的劳动力短缺等可能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
（二）、固定投资增长问题
目前，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稍快，归因于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府政策时有所背离，但由于经济的高增长率一般都对应着较高的固定投资增长率，因此而目前中国较快的固定投资增长可以理解，但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投资增长过快，中央政府在此方面采取的一些宏观调控措施十分必要，应警惕泡沫的出现。
（三）、中国外汇储备及减少贸易顺差问题
中国目前拥有大量美元储备资产，实际上是在支持美国的巨额赤字。中国要减少贸易顺差，应大力刺激内需，鼓励消费和投资，减少储蓄。在鼓励消费方面，中国急需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减少老百姓后顾之忧，放心大胆消费；在投资方面，中国需健全资本市场功能，只有资本市场功能健全了，企业和个人投资手段才能多样化，投资效果也会更好，并有助于降低储蓄率。
（四）、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到中国带来的影响
目前，一些发达国家将工厂关闭，并转移到中国、印度等市场潜力大、劳动力相对低廉的国家，对后者的好处不言自明，可增加后者的国民收入及就业，刺激其经济发展等；对发达国家本身而言，工厂的关闭实际上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短期内可能会影响特定地区的就业，但总体而言，并不会给发达国家的整体就业带来消极影响。同时，由于发达国家转移的仅是产业链的生产环节，其将更加注重优化产业链的研发等高端环节，从而推动技术进步，并获得更多的附加值。此外，产业转移至目标市场，还有利于发达国家出口，并获得更多来自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价廉物美的消费品和中间产品。产业转移是新一轮国际劳动力分工及跨国公司优化生产的结果，对各方都有好处。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及人民币升值，中国工资水平的升高，劳动力成本会上升，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将不复存在，中国似应从长计议，及早关注这一问题。
驻芬兰使馆经商处
2007年7月13日
芬兰虽然是一个仅有500余万人口的北欧小国，但它近年来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日益密切，芬兰的经济研究机构也越来越关注中国的经济问题并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其中有些观点值得我参考和借鉴。
一、芬兰银行转型经济研究所对中国经济的研究成果
（一）、中国体制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功史无前例，经历的转型道路也是独特的。对一个转型经济体（比如中国）而言，其最重要的体制发展包括：市场经济的出现及合法化，受保障的物权体系的建立，私营部门的成长，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发展，政治体制的宽松化等。
该所通过跨省抽样调查方式考察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体制发展情况，在对中国31个省自1986至2002年有关数据进行收集加工基础上，重点研究了中国金融部门的发展，法律制度和政治体制的建设等三个方面并得出如下结论：
“体制发展与经济成长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法制越健全、物权及对物权保护意识越强、创新环境越友好、对私营和外国投资者越开放、投资机会越多和市场体制越完备的地区，其经济必然取得快速的发展。”
（二）、汇率波动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该所采用广义重力模型（Gravity Model）及面板数据分析（Panel Data Analysis）的研究方法，以GDP及人口水平、相关价格和虚拟变量（政策和汇率体制变化）作为主要参数，分析了汇率（包括实际和名义有效汇率）波动对中国与其37个最大贸易伙伴在1986至2003年期间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并得出以下结论：
1、人民币汇率（特别是名义汇率）的变动对中国的出口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即汇率升值并没有使中国出口有所减少，此种汇率影响绝缘效应反映出中国的出口有很大进口成份。同时，也归因于中国的出口体制，如采用各种出口促进措施等。
2、中国的进口符合预期的相对价格走势，显示了中国贸易伙伴对华出口的竞争力。
该研究认为，重估人民币名义汇率或适度提高人民币实际汇率对减少中国的贸易顺差不会有多大作用。中国应重点改革目前国家贴补过重的出口政策，这也是汇率对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产生更大作用的先决条件。中国在2004年就开始改革出口退税制度，目的是总体上降低出口退税水平并在地方层面引入更多的财政责任。中国双重收入税（即对中国本土公司和外国公司适用不同所得税率）的并轨必定会影响外国公司的生产和出口战略。
（三）、中国在通货膨胀下降期的货币需求与中国的货币政策
该所研究了中国在1994-2005年期间对广义货币（M2）的需求，重点关注中国在通货膨胀下降甚至是通货紧缩并伴以快速的经济增长是否对货币存在平稳需求。该研究通过建立一个平稳的广义货币（M2 ）需求系统并采用脉冲响应分析的方法，发现中国存在一个平稳的、有意义的货币需求，广义货币波动会导致通货膨胀加速，从而对中国人民银行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提供了支撑。该研究还发现，名义有效汇率在统计上对货币需求具有决定意义，因而要成功执行上述货币政策，必须考虑名义有效汇率波动因素。
该研究认为，对于银行部门占主导地位的中国金融系统而言，关注广义货币（M2）和银行信贷增长是一个明显的政策选择。不过，由于利率在传动机制中有更加显著的作用，金融主管部门更应该在不明确设定货币存量增长方面的中介目标情况下，确定一个通货膨胀目标。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只要金融主管当局足够关注汇率波动及其带来的资本流动，其所设定的货币及信贷增长目标可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经济发展。
（四）、汇率政策与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的关系
在汇率政策与外国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I）流入的关系上，该所重点研究了两个FDI吸收国对同一FDI来源国不同汇率变动情况与这两个吸收国FDI的关系。该研究以日本（FDI来源国）对中国（FDI吸收国）和东盟4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FDI吸收国）制造业投资为研究对象，理论分析显示：FDI 的相对流入量是相对实际汇率的函数，如果一个吸收国对一个来源国货币贬值高于另一吸收国的贬值幅度，则货币贬值多的国家将比贬值少的国家吸收到更多的FDI 。包括常规性结构变量（如：市场大小、GDP增长率、开放度等）等因素在内，中国人民币对上述东盟4国货币的相对贬值将大大影响日本FDI 在中国和这四国间的分配。该研究认为，汇率和FDI的关系是多方面的，FDI吸收国的汇率政策不仅影响其自身的FDI流入，也大大影响其竞争对手从同一FDI来源国获得的FDI数量。
二、 芬兰经济研究所对中国经济的看法
关于中国现阶段的一些经济问题，我处走访了芬兰经济研究所高级国际经济学家Paavo Suni，Paavo谈及如下观点：
（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及其给世界带来的影响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起，中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近三十年来，从未出现过经济萧条期，尤其是近十年来，中国GDP年增长率保持在8%-10%，这在世界经济史上是一个奇迹，也是全球化及新一轮劳动力分工的结果。中国抓住了历史机遇，中国的发展及由此产生的巨大需求，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积极推动作用，中国经济可以保持在目前的增长水平。长期而言，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滞后，都市化带来的不良影响，人口老化可能产生的劳动力短缺等可能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
（二）、固定投资增长问题
目前，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稍快，归因于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府政策时有所背离，但由于经济的高增长率一般都对应着较高的固定投资增长率，因此而目前中国较快的固定投资增长可以理解，但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投资增长过快，中央政府在此方面采取的一些宏观调控措施十分必要，应警惕泡沫的出现。
（三）、中国外汇储备及减少贸易顺差问题
中国目前拥有大量美元储备资产，实际上是在支持美国的巨额赤字。中国要减少贸易顺差，应大力刺激内需，鼓励消费和投资，减少储蓄。在鼓励消费方面，中国急需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减少老百姓后顾之忧，放心大胆消费；在投资方面，中国需健全资本市场功能，只有资本市场功能健全了，企业和个人投资手段才能多样化，投资效果也会更好，并有助于降低储蓄率。
（四）、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到中国带来的影响
目前，一些发达国家将工厂关闭，并转移到中国、印度等市场潜力大、劳动力相对低廉的国家，对后者的好处不言自明，可增加后者的国民收入及就业，刺激其经济发展等；对发达国家本身而言，工厂的关闭实际上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短期内可能会影响特定地区的就业，但总体而言，并不会给发达国家的整体就业带来消极影响。同时，由于发达国家转移的仅是产业链的生产环节，其将更加注重优化产业链的研发等高端环节，从而推动技术进步，并获得更多的附加值。此外，产业转移至目标市场，还有利于发达国家出口，并获得更多来自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价廉物美的消费品和中间产品。产业转移是新一轮国际劳动力分工及跨国公司优化生产的结果，对各方都有好处。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及人民币升值，中国工资水平的升高，劳动力成本会上升，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将不复存在，中国似应从长计议，及早关注这一问题。
驻芬兰使馆经商处
2007年7月13日
